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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立波在美涉枪案 否认警方搜查车辆获授权

2019-05-25 00:01 来源:红网

  周立波在美涉枪案 否认警方搜查车辆获授权

  是的,你们或许知道中国。如“国有企业等单位参照执行”的《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》就明确要求,“工作餐不得提供香烟和高档酒水”。

例如,原先业内普遍预估,摇号新政后,新楼盘发售向无房家庭倾斜的比例可能会在30%左右,实际上,臻园的倾斜比例是40%。将乱停放的车辆清理并拉到指定地方,成了成本极高的“管理附加”,耗损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。

    俗话说,国无德不兴,人无德不立,官无德不为。原标题:讨债大妈团和老赖,玩的是同一个套路“邀请这群大妈,一起去对方家里坐着,一般两三天钱就能讨要回来。

  “故宫跑”的频繁出现当然是一件好事。而这恰是“泔水猪”治理不可或缺的民意共识。

然而,在另一些案例中却能看到直观的结果。

  那么重点集中在什么地方呢?……最后总书记一锤定音,集中解决制度性的问题,集中解决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问题,集中解决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。

  一是因为在众声喧哗的语境中,只有躬身体验才能去伪存真;二是因为深入生活,不仅包括信息掌握,更包含着感情培养,而后者正是艺术创作的激情源泉。实际上这恰恰是我们的一种进步,从股市的管理方式可以看到,我们国家治国理政的方式发生了变化,它是更加走向一个依法治国的方向,它更加注重市场化的规律。

    总而言之,财税体制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,而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。

  我们就是孩子的环境,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”,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对孩子的教育。而在西方很多国家,以教堂为核心形成了教区,每个教区自然形成一个社区。

  如果“以帽取人”盛行,可能会使一些青年科学家优先挑选那些“短平快”的项目做,以便早发论文、多发论文,进而早日戴上“帽子”、提高自己的“竞争力”。

    重视人才、不惜重金吸引人才无可厚非,但需要考虑的是:“帽子”和“里子”(本事)完全是一回事吗?“帽子”越大本事就一定越大?  事实上,这些“帽子”的背后大多是我国为了延揽海内外学界精英、培养造就高水平学科带头人而实施的重大人才工程。

    要让公车改革不浪费公车,必须首先完善问责机制。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,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,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,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,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、和谐统一的关系。

  

  周立波在美涉枪案 否认警方搜查车辆获授权

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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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的抗联岁月: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战》:我从朝鲜来到中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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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 凤凰读书

 

本文摘自《我的抗联岁月: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》,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 编 中信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

“我从朝鲜来到中国”——从汤原游击队到八十八旅的李在德

受访人:李在德,1918 年2月10日出生在朝鲜平安南道介川郡畓道里。1920年随家人逃难到中国丹东。1924年迁至黑龙江萝北县梧桐河河西屯。1927 年上河西“模范小学”。1932年2月,参加汤原中心县委组织的反日宣传队,后加入共青团,曾任区团委委员。1932年夏,迁至汤原县兴安镇七号新屯。1934年2月,参加汤原反日游击队。2019-05-25,在东北人民革命军六军被服厂转为中共党员。1937 年8 月,调抗联三军留守处及四师被服厂、三十二团。1938年12月到苏联学习无线电报务。1939 年随赵尚志回国,任东北抗联司令部机关党支部副书记、大队指导员及译电员。1940年以“盲目追随赵尚志,反对北满省委”为由,被北满省委开除党籍。1941年7月在抗联二路军二支队东北小部队活动,负责电台工作。1942 年12 月成为东北抗联教导旅(八十八旅)无线电营战士。1945年3月恢复党籍,12月回国,在吉辽军区司令部电台工作。

1948年3月任吉林省妇女委员会委员、延吉朝鲜族干部学校组织科副科长,9月任延边和龙县县委委员、妇联主任。1949年南下,2月任四十七军后方留守处家属学校第一区队副队长。6月任湖北宜昌市妇联筹备处主任。1950年3月调北京,在政务院( 国务院) 秘书处任机要秘书、党支部委员。1955 年调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任秘书处副科长、幼儿园园长、图书馆主任。1964 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。1969年下放“五七干校”。1978年4月出席全国妇女代表大会。1979 年恢复图书馆主任(副局级)。1982年6月离休。现居北京。

采访时间: 2012 年3 月28 日、29 日,4 月1 日、18 日,5月4 日

采访地点: 北京市通州区李在德儿子家中、国家图书馆古籍馆

采访人:史义军 姜宝才

我从朝鲜来到中国

我是1918 年2 月10 日(农历十二月二十九)出生的,属蛇的,今年(2012 年)95 了。我的老家在朝鲜。我的爸爸叫李相熙,我妈妈开始有朝鲜的名字金顺喜,后来冯仲云说她的名字不好听,就给她起个名字叫金成刚,意思是你要成为像钢铁一样的人。3 岁的时候,我跟爸爸、妈妈还有奶奶一起来到中国。当时是十二月份快过年的晚上,爸爸用一种朝鲜背东西的架子,大概背着两床被子、一床褥子。做饭的锅碗瓢盆吧,我妈妈装在盆子里顶在脑袋上。那时候没什么东西,家底就那么些。当时我奶奶年纪也大了,身体不好,不能让她带什么东西,然后妈妈背着我,就这么来的中国。我们过了鸭绿江以后吧,就往山里头走,然后碰见之前在那儿住的朝鲜族人,让我们先在那儿休息。

到了安东(今辽宁丹东),我们见到了好多逃荒过来的朝鲜人,然后就在那里定居下来,租种土地。在我记忆里,那时候我爸爸他很少在家。他当时参加朝鲜的独立团,就跟中国的游击队差不多。独立团的领导呢,是金日成的父亲金亨稷。他们独立团有时候走过鸭绿江到中国活动,有时候在朝鲜国境边上活动,反正就来回走。后来,一个叛徒认识我爸爸,他知道了我父亲准备过鸭绿江到朝鲜,就向国境边的警察告密,我爸爸就这么被逮捕了,然后就蹲了七八年监狱。当时我们不知道消息,也没有人通知。我叔叔当时在朝鲜,他知道了以后,就到监狱里去看我爸爸,完了以后给我们写信。我叔叔经常去看我爸爸,看监狱的那些人很讨厌我叔叔老来,就骗他说,你哥哥已经病死了。叔叔给我们写信,他说哥哥已经在监狱里头牺牲了。听了这个消息,我们全家都很悲痛。后来在1993 年得知爸爸在组织的营救下被释放了。出狱后,爸爸由于打听不到我们的消息,只好又回到朝鲜,和叔叔一起生活。1932 年,爸爸又找了一个老伴儿高万淑。爸爸“牺牲”后,我们全家决定离开安东。那时候我爸爸有一个朋友叫张应汉,他是一家三口,夫妻二人,还有一个老母亲。张应汉知道我们家里的情况,非常同情我们,就一直照顾我们。他说你们家三个女人上哪儿去啊,跟着我们一起走吧。所以,1923 年他就带着我们往凤凰山里头走,在那儿有一个朝鲜族的小屯子,然后我们就在那儿落脚了。

后来我们又迁徙到了哈尔滨。那个时候一个搞投机的中国人,把我们十几户朝鲜族召集起来,他说松花江下游有一大片地,你们去那儿种地,也不要你们缴租。我们这十几户人就跟他们走了。我们从哈尔滨往下走的时候,坐的是拉煤的船。他们把煤拉到哈尔滨,卸了以后船再往下游走。我记得大概是下午出发的,走了两天多吧,往下游走快嘛。然后到桦川县悦来镇,我们在那儿下船。之后呢,我们大概走了两天,第一天晚上大家就在草地里休息,第二天再接着走,一直走到萝北县梧桐河(发源于小兴安岭山脉哲温山,最后注入松花江)的西岸了。当时到了古城岗(今黑龙江汤原县振兴乡北),大家说,咱们不走了,就在这儿住下吧。那时候这里也没有人,我们一起来的,一共只有十几户人,都是朝鲜族,大家相互依靠。当时没有房子,大家就是挖的地窖,上边临时搭个棚子,要是下大雨,水都往里头流。后来我们开始种地,之后从朝鲜过来的人,听说在那里有朝鲜人,就来找我们了。这样慢慢来的人多了,变成一个屯子。

模范小学里也有革命生活

梧桐河分河东、河西这两个屯,我们河西屯人少,大概五六十户的样子;河东屯是个大屯,在松花江边上,交通比较方便,落脚的人多。1928 年,崔庸健来到我们河西屯。他是朝鲜族,参加广州暴动,失败了以后就回到东北。当时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群众,发展党的组织。崔庸健来了以后,就开始有各种组织了,妇女会啊、青年会啊、农民会啊、反日大同盟等等。

朝鲜族有一个特点,就是本族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会有小学,小孩可以上学。我们河西村小,崔庸健来了以后,接管了村里的小学,然后成立了模范小学,他就当校长,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。有一次我跟老师的孩子到梧桐河边玩,被崔庸健看见了,第二天上课他就问我去哪儿了。咱们也不能撒谎啊,就照实说了。他就说你违反规定,小孩不许一个人到梧桐河边玩。然后就让我在那罚站,罚了一个钟头。那时候崔庸健对我们要求很严,革命的思想和对共产党的认识对我来说,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比较清楚了。那个时候我们都学歌,第一首歌就是《列宁诞生歌》,讲的是列宁出生的事。那个时候我们最崇拜的就是列宁,我们走的路是跟着列宁主义,学习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国家。因此,我们课本里头也好,老师讲的也好,都离不了列宁。上学的时候吧,老师给我们讲得比较多的,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家乡。那个时候晚上经常紧急集合,老师带着我们,到老百姓埋人的坟地去抓特务,锻炼我们的胆子。当时我们年纪也小,老师说的每一句话,你不能违背半步,反正老师怎么说就怎么听。那时候崔庸健当我们小学校长,我们这些小孩基本上都出来参加革命。

秘密工作

1931 年夏, 梧桐河发大水, 我们家逃荒到鹤立七号屯。1933 年,日本人就占领了鹤岗。那时候党的具体组织,我们小孩都不清楚,就是跟着大人走,游行也是跟着大人喊口号。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,送信什么的就是靠腿跑。有时候党内布置工作,还有通报敌人的活动啊,互相通知都是我们小孩来送信,这是比较可靠的方法。那时候没有别的通讯方式,我来回送信比较多。当时我年纪小,很听话,我妈妈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那时候我经常到校屯1 那边去送信,妈妈把写好的信,给我缝在衣服里面,然后叫上和我一起玩的那些小孩子,我们这两三个孩子就来回送信。我们一起溜达,好像摘野菜似的,一边走一边摘点儿野菜,到地方了我们就交给指定人,然后就往回走。往回走的时候,也是像这样溜达回去。有时候从这个村子到那个村子路远,我们就坐火车,小孩上火车也不要钱,所以我们趴着火车就走了,到站下车就这样。

有一次我们送完信回来,当时在离我们屯子半里路远的地方,有一个河沟,虽然里面没有水,可是很深,我们一下迈不过去,就爬下去再爬上来。然后看见屯子里头,稻子壳都码起

来了,上边有个人站岗,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事,就说还是赶紧回家吧。快到的时候,一个日本兵就冲出来了,扎着腰带,后边背着那个铜帽子。他们出来挺横的,旁边一个伪警察,说你们是哪里的。我们三个孩子,那两个比较小一点儿,我比他们大一两岁。我说我们家在这个屯子里头。他就问你们干什么去了,我说出去摘野菜,我们家里吃野菜。他又问你们村子里有共产党没有。我说什么共产党,我不知道,我们都不知道。然后我们进村子了,村子的人都集中在院子里头,那些日本兵就挨家搜。我们进去了以后不让动,就在大家集中的地方站着,他们也不让我们说话。快下午的时候,这些日本兵都搜完了,这样他们才走的。

母亲牺牲

我妈妈是共产党员,时任汤原县委委员和妇女主任,组织上非常相信我们家。后来一些特务注意到我们家的活动,似乎也知道了我们家是一个党的活动中心。那时候我们不敢在家里

住,村子里青年团员和党员都在村外边住。我们那儿不是鹤立河嘛,河也不宽,我们过了河,就在柳树底下挖个地窖,就在那儿住。我们一共挖了三个地窖,一个地窖就是十多米远吧。上边都盖着草皮,外边看不清楚。我们在一个地窖里,最多就是七八个人,大家就拿着毯子睡觉。有时候白天敌人没有什么活动,村里人就到房顶上铺一个白床单,这是暗号,说明村子里没有敌人来活动。我们就都回村里去工作。那时候秋收割稻子,我们帮助群众劳动,晚上我们又都去河边住。有一个模范小学的同学叫李元珍,他们家是富农的出身,就在鹤立镇里头住。后来他们到我们家里来,动员我妈妈,让我和他们家的儿子结婚,我坚决不干,我妈妈也是坚决不干。他们怀恨在心,加上又被敌人收买了,就这样叛变了。李元珍过去和我们一起,做青年团的工作嘛。他对我们屯子里的情况很了解,谁是干什么的,他都一清二楚。

那一天是1933 年的中秋节,我妈妈平时都不在家里住,就是晚上回来开会,布置完了工作都出去,到地窖里去住。前一天晚上,大家觉得明天是八月十五了,敌人不一定出来,正好过节了,领导思想上也有些麻痹,就决定回家住了。妈妈对我说,你不要回家了,就在这儿住吧,我就没有回去。妈妈和党的几个领导同志都回家了,然后开会布置工作。李元珍他什么事情都很清楚,他向敌人告了密。他带着日本兵,将我们村子包围了,就这样妈妈他们被抓走了。那时候党的革命同志一共12 个人,一起被扣押了。日本兵把他们关到一个破房子里,在里面十几天吧,天天就是给他们灌辣椒水,拿竹签扎手指头。当时在日本宪兵队后院有一口井,最后他们都被扔到井里头活埋了,妈妈她就这么牺牲了。

[责任编辑:何可人 PN033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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